第288章 联邦法案（2 / 3）

确划分国营与私营边界，但其配套措施中，“三年内培养五万技术工人”的条款占比远超制度设计的篇幅；宁国的内阁改革方案里，“每省建立两所工业技术学校”的细则。

比“总理权限划分”更受地方官关注；即便是最强调“文化正统”的扬国，朱祁铸的改革诏书也将“蒙学算术课程占比提升至三成”列为首要任务。

对比数据更具说服力。《联邦工业简报》最新一期显示：虞国推行义务教育十五年后，工人中掌握基础机械原理者占比达68%，而未普及教育的庆国，这一比例仅为9%。

虞国钢铁厂的设备故障率为3%，明国同类工厂因技工不足，故障率高达27%。这些数字让玄中城的讨论者们不得不承认：政治结构的优劣，终究要以工业实力与国民素质为基础。

教育问题的共识形成最为迅速。多年前朱昭熙在虞国推行义务教育时，曾遭遇联邦各国的集体质疑。宁国皇帝朱奠培更是在朝堂上嘲讽：“虞国每年投入百万两白银教平民百姓识字，不如多造十艘战船。”

但工业化浪潮的冲击，让这种质疑不攻自破。越国国营纺织厂因缺乏懂蒸汽机械的技工，不得不以三倍薪资从虞国聘请技师；洪州共和国虽然铁矿丰富，却因冶金人才不足，优质铁矿只能以原材料价格卖给虞国，加工成钢材后再高价购回。

现实的教训让各国态度彻底转变。明国朱祁钧在改革中规定“各县技艺学堂的经费不得低于县衙开支的三成”；扬国朱祁铸将蒙学入学率纳入官员考核硬指标；就连最保守的庆国，也在都城开设了四所“工匠夜校”，教授算术与图纸解读。

这种转变在玄中城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。曾坚决反对“平民教育”的代国贵族代表朱朗垣，在参观虞国同泽城的工厂后，在《代国改革刍议》中写道：“一炉钢的淬炼，需铁匠识火候、技工调参数、账房算成本，缺一不可。若仅贵族识字，工厂终成废铁。”

当联邦事务总理朱瞻塙提出“制定联邦统一教育标准”时，竟获得了各国代表的一致响应。经过七轮磋商，《大明联邦教育基本法》最终定稿，核心条款包括：

联邦财政每年拨付财政收入的5%作为教育专项基金，重点支持中小藩国的学校建设与师资培训；

各国教育投入不得低于本国财政收入的5%，其中义务教育经费占比不得少于70%；

全联邦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，凡6至12岁儿童必须入学，父母或监护人拒不送学者，处以相当于三年收入的罚款；

义务教育课程设置需包含“语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