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爱的故事（9 / 23）

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，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。

《继世纪闻》卷二说，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天下诸司赴京朝觐。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（近似省政府）送银二万两，交了钱才放人回去。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。各地官员无奈，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，回任后，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。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，大概就是各地的“正簿”入了宦官的“杂簿”，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“杂入”，填补正簿中的“杂出”。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。

《继世纪闻》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。按照明朝规定，各地官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。三年前是正德元年，刘瑾刚刚得势，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，一个人一千两银子，多的要到五千两。不给的则贬斥，给得多了则升迁。所谓“天下三司”，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、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，分管各省的兵马、钱粮和刑名，号称封疆大吏。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，正二品，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，按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。布政使（近似省长，从二品）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，折银不过288两，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。这批人的总数，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正副二职计，大约有七八十人。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。

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、盐政、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。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，譬如盐引制度之类，解释清楚已不容易，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。我在这里只选一个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。

《明史》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，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。正德三年，安国考中了武状元，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（进署指挥使）。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。安国和同时中武会举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钱来，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（编之行伍），随时听候调遣，禁止擅自归家。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，和戍卒生活在一起，几乎难以维持生存。而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，谁也不敢收用他们。直到刘瑾死后，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——接父亲的班当军官。

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，这属于权钱交易，不是抽水机运转。除了数额特别巨大，交易对象身份特殊，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，这些行为并无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，这里暂且从略。

总之，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。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：那些官员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，而是避祸消灾的保险费，更准确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