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爱的故事（22 / 23）

。刘瑾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小成绩还是有的，整体上却得不偿失。

但刘瑾还是留下了一项确定无疑的功绩，思想建设方面的功绩，这是几乎与刘瑾同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（alexandervi，1431-1503）启发我想到的。这位教皇排在千年最富的第16位，据说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教皇。他的腐败和放荡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——再虔诚的信徒也无法继续相信这家伙可以代表上帝，于是就转向自己的内心寻找上帝。刘瑾也逼出了儒家最后一个高峰，逼出了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成就。在刘瑾“杖责”为大学士刘健说情的众御史的时候，王阳明是国防部的一个处长（兵部主事）。王阳明跳出来为众御史说情，说杖责御史将导致信息闭塞，不利于皇帝全面了解情况，不合圣贤的教导和祖先的规定等等，说得堂堂正正，无法辩驳。刘瑾根本就不辩驳，下令打了王阳明四十廷杖，又在监狱里关了数月，然后撤消干部身份，贬为贵州龙场驿丞，当了偏远地区的小邮局兼招待所的职工头头。

王阳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为，追问自己到底要什么，寻找支撑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。最后他发现那力量无须依赖外人的奖罚，因为它不在身外，而在自己的心灵深处，名曰“良知”。“良知”被后世的哲学家们骂作主观唯心主义。我读不明白这些唯心唯物的宏论，只见那些认识的字句在眼前飘过，却一句也不能落入心里。但我却可以从心底理解王阳明。他在恶人得势、好人倒霉的处境中苦思苦想，以决定未来如何生活，要不要继续自找倒霉。换了我也会苦想，却未必能想出他那些简洁有力、合乎圣贤之道的观点。我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，但我替王阳明高兴，他找到了一种善行的基础，找到了对抗“钦定真理代表”的力量，因而获得了许多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。

总之，上述比较表明，刘瑾潜流的潜作用几乎是各种历史选择中最糟糕的一种，破坏性大于建设性，简直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大笔财富居然流往这个方向，我们的悠久文明居然如此恶果累累，身为后代，不能不叹息再三。

好在还有希望。法国和中国一样也出产刘瑾式的人物，但是法国在英国邻居的挑战下洗心革面，继而脱胎换骨，八九十年后初得正果。法国走得通，中国更大更集权走得自然要慢一些，最终却也应该能走通。从戊戌变法开始洗心革面，中国一路血雨腥风地走到现在，已经一百多年了。

注：

12001年5月13日1文章的作者是rachelemmasilverman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