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五十四章（4 / 6）

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斯诺在《红色中国杂记》一书中透露:“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，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。电报宣称，如果中国***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，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‘土匪’，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。”

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，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？宋庆龄逝世之后，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，他说:

“1933年春，我由宋庆龄同志、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(何香凝)营救，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。记得是五月时分，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。那时候，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。而且，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，未回上海，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，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。可是她来了，只有一个人，这是从来少有的事。

我母亲慌了，赶快自己沏茶。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，一面向我眨了眨眼。我母亲明白了，她托词去拿糖果，回到了寝室。当时，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。

‘夫人……’我不知如何开口，只好这样叫着。

‘不。叫我叔婆。’她微笑地说。

‘是，叔婆。’她面色凝重了，说话放慢了，但明确，简捷，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。

‘我今天不能待久。’‘嗯。’我回答。‘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。’她说。‘最高方面？……’我想知道。‘国际！’她只说了两个字，随后又补充说:‘共产国际。’

‘啊！’我几乎叫出来。

‘冷静点，’她说。‘只问你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？第二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。’我回答了:‘第一，恐怕困难。我自己打算进苏区。第二，这容易，我马上写给你。’‘好。只有十分钟。’她微笑着，打开小皮包，摸出一包香烟，自己点了火，然后站起身子，往我母亲客厅走去。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，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。

我飞快地写好了，在一条狭长的纸上。十分钟，她出来了，我母亲还躺着，她看见我已写好，便打开皮包，取出一根香烟，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，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，然后放进皮包里。……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。”

可以说宋庆龄和当时的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扑朔迷离的，当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，一九二八年五月初，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，斯大林曾会见过她。一九三一年的夏天，宋